中美开战4种模式，由谁掌控？与中国开战不可思议之议​(四)

中美开战4种模式，由谁掌控？与中国开战不可思议之议(四)

Original 2017-02-25 ☞ 信息与电子前沿

战争的变量

另一方面，中美冲突可能主要由它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来定义。虽然战斗的强度从轻微到激烈是连续变化的，我们这里只分析两个极端情况就足够了。

轻微意味着严格限制承担任务的部队的作战、使用的武器、攻击的目标、地理，和局势的发展速度。轻微的冲突可能会采取零星战斗的形式，偶尔会有损失，以及军队装作处于有利地位的样子，装作试探、或发信号的样子。因为中国和美国军队都有能力进行激烈的战斗，如果战斗轻微，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和美国领导人都选择了轻微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意减少破坏并避免升级，不伤害大部分可命中目标的敌方部队，即使这意味着丧失军事优势。因为这对一方而言，将是高度不可思议的，也是不稳定的，但另一方不抵抗打击军事力量的压力，愿意这样做很可能是民事或军事领导人之间通过言语或行为进行过沟通。实际上，轻微冲突意味着双方一起试图控制战争，而不是任一方听任它，可以控制战争。

严重的强度意味着激烈的、开放式的作战（缺核战争）每一方通过摧毁对方的军队获得决定性的优势。正如已经解释过的，这样的战斗前景意味着双方有能力和动机进行常规的打击军事力量的战争。严重的冲突意味着胜利的目标超过了限制战争成本的目标。它还意味着每一方希望削弱对方发动战争的意愿，可能更少地考虑战斗是否会缓和。各种常规武器可能被用来对付他们的传感器可以定位和将其定位为目标的军事能力：移动部队、分期部队、作战基地、后勤物流流程和基础设施、空军和海军基地、计算机网络、卫星、传感器、和军用的C4ISR。在未来，对军事、军民两用，以及民用系统发动的网络战，可以算重要的严重的激烈战争。

不管是否使用动力学或非动力学（即，网络）武器，中国优先考虑将美国的攻击平台、在该地区的基地和集中的武装力量设为优先目标。对美国而言，将优先目标设为主要位于中国的中国A2AD功能。轻微冲突和激烈冲突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是，美国将攻击目标地点定为中国国土，而不是美国国土。鉴于中国不可能在其领土被攻击时请求和平，在大陆的战争可能会延长为一场严重的战争。

为了分析的目的，持续时间可以分为短期的或长期的，前者意味着几天或几周，后者为一年左右。再长期限的战争也有可能发生但并不在这里考虑。几个因素可能延长中国和美国的战争期限：没有一个明确的赢家，双方坚持代价小的决心，继续战斗的预期结果，无法解决的停火协议。军事损失和经济损失高，正如为严重冲突所预期的那样，可能要么加强、要么削弱决心，取决于很难预测的心理和政治因素。双方可能选择领先作战和限制作战，作为保护他们战斗能力的方式，但是，此外，鼓励使用可命中目标的军队力量对抗可命中目标的军队力量将可能很强大。

而强度取决于美国打击和中国A2AD功能的使用和损失，总军费潜在的意义，包括增援和筹措资金的能力，可以将战争的持续时间延长。同样地，经济恢复、政治支持、国际援助可能会影响一方或双方继续战斗的能力。美国和中国都有相当大的，如果不对称，延长冲突期限的能力，没有任何一方会迫于军事或政治准备而结束战争。

一个关键问题是一方或另一方能否在激烈冲突的早期阶段实现这样一个明显的优势，其他方别无选择，只能让步。美国能够实现这样一个优势的能力下降了，而中国提高了它的A2AD能力。与此同时，中国日益增长的能力，能防止决定性的、早期的美国优势并不一定转化为其能够以其条件迅速结束战争的能力。

因为轻微的冲突将会比严重冲突对总的发动战争的能力要求更少，它可能比后者拖延的可能性更大些——甚至成为“冻结冲突。”相反，很明显地，一场长期的严重冲突需要双方比在其他情况下双方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条件涉及到更多成本。一场长期严重的冲突可能代价最惨重，并不意味着它最不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刻保持战斗的部署不仅取决于结果、损失，以及在这一点上的成本，而且也取决于期望即将发生什么。只要任何一方都不愿失败，敌对行动可能会持续下去。

美国目前的军事能力比中国强，更能发动一场长期的严重战争。首先，美国有大量的部队驻扎或被派遣到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冲突施加压力的其它地区，尽管这些地区的安全局势可能使得它并不愿意这么做。（多年来，五角大楼已经逐渐远离其传统的标准，即有足够的同时赢得两场大型战争的总军事实力。）此外，美军今天可能降低中国A2AD能力的速度比中国A2AD能力能降低美国军队的速度更快。在严重的敌对行动早期，虽然双方都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但美国目前的前景看起来比中国的前景好。

未来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由于美国军队可能从中国A2AD那里遭受更大的损失，从而，反过来减少中国从美国军队那里遭受的损失。此外，正如美国军事作战优势减弱，中国处于“国家队”的地位，可能会承担更少的责任、拥有更多的资产，由于国内的交通线以及可实施的机动。这些军事优势转变的必然结果是，战争的预期持续时间，以及战争激烈程度可能会随着中国能力的提高而增加，原因很简单，中国将保留更多的作战能力，并面临更少的屈服压力。更普遍地说，战争不平衡性的可能越少，越有可能快速结束战争，胜利由强大的一方获得。因为中国和美国的能力、作战概念、激励，和期望全都指向严重的敌对行动，这可能意味着一场战争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比原先假定的代价更惨重，或者，都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一场严重的、代价惨重的战争的假说如图2.1概念图中所示，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015年和2025年期间，军事能力名义上累计下降，或损耗，同一时期中国A2AD能力将相对于美国的打击能力有所提高。图2.1中的虚线代表一个假想的时刻（T1），开始的几天内（T0），什么时候双方评估状况并决定是否继续战斗。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一数字可将短期冲突与长期冲突区别开来。T2假定为一年；虽然战斗可以继续，除此之外，即损失的模式仍会或多或少相同。

第一个图（2015）表明，中国和美国都在短暂的早期阶段遭受了重大的但不均等的损失，可以预期随着战争的推移不同的损失越来越增加，有利于美国。

第二个图（2025）显示，未来几年改进的中国A2AD的影响：中国遭受的损失减少，虽然损失仍然是相当大的短期损失；美国遭受的短期损失增加；预期长期损失结束的分歧加大。

注释： T₀ = 冲突开始； T₁ = 一个假定的时刻，开始的几天内 T₀，什么时候双方决定是否继续战斗； T₂ = 一年. RAND RR1140-2.1

图2.1 2015年和2025年期间严重冲突中军事能力名义上的累计下降

战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分别在T0和T1决定。敌对行动开始的那一刻，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选择是否授权执行在这些部队可以攻击之前主要攻击其他军队的军事计划。替代方法是双方决定，战斗必须严格控制，大幅限制——换句话说，轻微。因此，T0决定可能会决定战争的强度，而在这些图中这被假定为从T0到T2会变得严重。T1处，经过几天严重的实兵对抗的暴力后，领导人估量损失、剩余的能力，和预期进一步的损失，决定是否继续战斗——实际上，他们是在短期战争和长期战争之间做出抉择。此外，结束战斗的一方相当于投降。请注意，2025年中国增强的A2AD将减少其在T1下的损失和美国损失之间的差距。因为它可能不太清楚哪一方正在T1失败，一场在2025年的严重战争可能会比在2015年的更有可能延长期限，尽管代价越来越大。

这些考虑突出了假设的谬论，尤其是暴力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正如1914年欧洲领导人所做的那样!）。而且，中国一直青睐并计划一场短期的激烈战争，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唯一的不失败的途径。然而，这种预测忽略了一个事实，美国看到的只是一种虚像：短期的激烈战斗之后，美国潜在的损失将比中国的损失少。但如果美国直到现在还认为，一场激烈的战争时间会很短，因为随着战争的持续，中国的损失将超过美国的损失，并且会快速增长，它应该三思。

展望未来，中国和美国都需要考虑有可能爆发严重的、冗长的、无法控制的、毁灭性的，但优柔寡断的冲突。如果战争爆发，双方面临这样的前景，他们不一定会主动通过协议停止战斗。历史很少鼓励对手在血腥的但非决定性的战争中纠缠，将会同意缩短该战争，因为这可能比较理性。17因此，传统的打击军事力量固有的潜在的自动性和不稳定性将会让政治领导人负起审查、质疑、批准、重新审视作战计划的责任。

根据政治领导人从军事指挥官提供的选项中所做的选择，短期战争或长期战争都有可能激烈或轻微；我们仔细观察了所有四种情况。同时，长期的轻微冲突似乎更有可能更多地始于最初的轻微战争，而不是始于最初激烈的战斗。相反，只要战争持续，激烈的交战仍将保持强烈。毕竟，两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很凶猛，一直持续，甚至或多或少加剧了它们的持续时间。当然，不能排除，战争可能会开始激烈但也慢慢习惯于一场低级的战争，因为双方总结出他们不能赢得胜利，但拒绝让步，只试图缓解他们的损失。

在决定战斗有多激烈

会持续多长时间时

领导人面临最棘手的权衡之一是

战斗成本和失败成本之间的权衡

前者往往会激发限制冲突，即使这意味着丧失优势；后者会激励如何做才能获胜，包括强化、扩大和延长冲突。为了说明，美国还可能相信它可以赢得一场与中国的激烈战争，尽管可能符合美国的利益，它也可能面临如此惨重的代价才能保持战争有限，并接受短暂胜利的结果。相反，中国认为，输掉与美国的战争的代价远远高于输掉与台湾战争的代价，因此中国会愿意承受一场激烈的，或者长期的冲突。一般来说，任一方明显获胜的前景下降，在未来几年确实如此，双方应该更着重于考虑战争的成本——双方都必须严格思考为什么战争的后果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关键原因。

冲突的成本主要是强度和持续时间的函数。代价最小的，显然是短期的、轻微的战争，代价最大的就是严重的长期战争。这种成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最初，军事损失将占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损失将增加，而军事损失可能像打击军事力量的能力那样地下降。国内政治约束和压力可能会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但这些，也可能增强实力，甚至影响领导者的选择，因为军事损失和经济损失上升。同样地，国际反应和不确定性——警告、谴责、反对派、政治支持、物质支持、重新组合——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严重程度也在增加。

在描述战争的路径时使用持续时间和强度作为主要变量，表明有四种情况的矩阵：短期而轻微、长期而轻微、短期而严重，和长期而严重。（其他的可能性不探讨但可以被加入。）针对每种情况的假设如表2.1所示。

表2.1 四种情况的矩阵

再次注意，决定战争是否从一开始就受到约束或严重的主要因素是，政治领导人是否给他们的军队开了打击军事力量攻击的绿灯。人们可以推测两种制度和理性选择根据是否会行使限制。美国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原则上和实践上都是很严格的。尽管当前中国主席觉得有必要收紧对PLA的控制，但几乎没有评估当前中国文官和军事领导人将如何处理战时命令授权的信息资料。即使双方有充分的制度保障，及时打击的逻辑也是很有效的。因为犹豫不决可能会导致作战损失、劣势太大而难以克服，如果不是第一次，“安全”课程可能会迅速攻击敌军。

还请注意，低风险和无意的暴力事件不太可能引发严重的敌对行动，更高的风险和有考虑选择的战争更能引发严重战争。此外，长期的冲突可能会符合在其开始就建立的强度水平。在严重的情况下，虽然双方的成本是巨大的，但显然没有一方可能会有更好的前景。同样，如果风险非常重大，高损失可能对和解和停止战争不利。即使是受限制的零星战斗，其延续可能会比让步此手头之事使成本更低，至少在政治上如此。

上限和下限

估计这四种情况下可能的损失、费用、和其他的影响之前，值得考虑的是战争严重程度的上限和下限。

很容易想象一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低于这里描述的阈值，称其为“轻微”战争。就像俄罗斯使用非暴力方式，以及某些暴力方式（比如，所谓的小绿人）干预和开拓大片的乌克兰，中国拥有并使用大量的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在使邻国和美国受损害的情况下来促进自己的利益。

事实上，中国正在寻求这种策略（没有小绿人）迫使其席卷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干涉其它国家的船只，将石油钻井平台和人工岛屿建在有争议的海域，并胁迫地提醒邻国，“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就是事实。显然，中国寻求隔离并对邻国施加不会引发美国干预的压力。同样很明显，美国和它的盟友，包括日本，能够也愿意从事互惠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美国都被涉及到，人们可以看到一种没有暴力的、使用武力的冲突。美国阻止这样的中国运动的策略是重要的但不适用于本项研究。尽管这样的“灰色区域”的冲突的成本和后果甚至会低于那些轻微的武装冲突的成本和后果，正如前面定义的，区域贸易可能会遭受某些损失。

另一种极端情况，长期的严重情况并不一定是指战争的后果和成本的上限。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大的经济体，三个人口最大国中的两个，巨大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以及拥有超强的发动战争的能力。虽然两国有重要的、趋同的和平时期的利益，还有相当大的他们之间的“战略不信任”。他们应该开战，不信任可能转向深度对抗，以及冲突的逻辑可能构成暴力的可能水平、持续时间，以及可能在和平时期不合理地出现的成本。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战争和或多或少的势均力敌的军队已经卷入大量的第三方（不仅仅是战前的盟友），持续了数年，转移到其他地区，并迫使交战方把其经济转向战备状态，并将其社会（社交活动，交流）转为战争心理。整个人口停止正常生活；大部分人员准备或被迫投入支持他们国家的战斗。不仅国家而且对立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政治体制可能互相对抗。无论他们的初原最因如何，这样的战争的结果可能决定哪些大国和集团像这样地（残存）生存。战前的国际体系崩溃或转换为胜利者的利益服务。因此，失败的成本超过那些战斗的成本。

考虑一下拿破仑战争是如何席卷整个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何摧毁几个帝国并扩大其它国家的疆土的，以及二战中盟军的目标是如何被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彻底毁灭的，而不仅仅是阻止他们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定位攻击目标和破坏的行为可能超过交战国的早期意图。失败方的政权通常丧失（消亡）。随着战争持续，可容忍的成本阈值可能上升，对失败方的处罚也将增加。也有例外：普鲁士在德国统一的三次战争中的胜利和美国战胜西班牙的战争。但这些都是实力悬殊的的军队之间单方面的打击，结束得迅速而果断，没有扩散或吸引其他大国。

是否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就像现代历史上的大国战争——一场广范围的、系统性的、绝望的战争?
敌对行动是否将消除一直很好地为两国服务的国际秩序中所有残留的共同利益?
与失败方的冲突成本上升相比，冲突的升级成本似乎更能接受?敌人的威胁是否被过分夸大?
人口会成为攻击目标?

对这样的问题唯一诚实的回答是，没有人知道。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中国和美国之间不确定的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增加了，这可能意味着倾向于长期严重、激烈的战争。此外，不能排除这样一场中美战争可能发展出两个大国战争的特征，成为“世界大战”：吸引别国，席卷和溢出地区以外，受困于两种政治制度和人口一直到战斗结束，以无条件投降、被支配的和平、军事占领、政权灭绝，和统治的方式结束战斗。与此同时，巨大的破坏性战争一直主要源自现代大国的扩张和大型凶猛的陆地战役和战略轰炸，旨在征服别国。虽然不能排除它，这样的战争目标甚至战斗似乎不太可能在一场主要的中美战争中出现，除非它源于在朝鲜半岛冲突期间的误判。此外，如果无法避免，美国将抑制中方的战略轰炸，以免它突然陷入核战争。说到这儿，在这里提供的长期严重情况可能仅供分析使用，可能并不设定中国和美国之间潜在战争的上限。

长期的严重战争的可能性，其中接受困难和造成伤害的意愿随着战斗的持续而增长，返回我们的问题，这样的战争是否会导致核武器的使用。我们评估那样的概率很低，因此在我们的损失和成本分析不包括核战争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中美双方战略核武器关系的相互威慑盛行。

尽管如此，值得研究一下核战争风险的情况，尽管不可能发生，但可能风险最高。在长期的严重冲突中，可想而知，中国军方领导人将提出而中国政治领导人将考虑在下列情形之一使用核武器：

• 中国军队有被完全摧毁的风险。

• 中国国土一直呈现无力抵抗美国的常规攻击，这种攻击是广泛的，并超越军事目标的，也许包括政治领导。

• 国内经济和政治条件越来越严重，政府本身就会崩溃。

• 美国常规打击包括或被认为包括对中国的战略威慑至关重要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洲际弹道导弹（ICBMs）、弹道导弹潜艇（SSBNs），战略C2——中国解释为应对美国第一次打击所做的准备或打算使中国不易于受到美国核胁迫的侵害。

因此，它不能被完全排除在外，即中国领导人将会决定，只有使用核武器才能防止总的失败和对国家的破坏。然而，即使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诉诸核武器也不是中国唯一的选择：它可以接受失败。事实上，因为美国核报复的破坏将使国家和国家的崩溃更确定，相比核升级而言，接受失败将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取决于美国方面条款的严苛性）。这个逻辑，伴随着中国根深蒂固的不首先使用政策，表明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是最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如果中国领导人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也有理由认为美国正准备发动第一次打击来摧毁中国威慑，他们可能会考虑第一个使用核武器（客观上，即使它可能不理性）。但这也似乎非常遥不可及，原因很简单，美国将没有理由诉诸核武器，如果它已经濒临战胜中国获得常规胜利。即便如此，重要的是美国意识到潜在危险，模棱两可参与袭击的目标，中国可能视之为战略：攻击导弹发射器，即使仅仅为了降低中国导弹能力威胁范围；攻击高层军事C2，即使仅仅为了降低中国的常规作战能力；网络战攻击战略系统；袭击北京（不管什么原因），并加剧了可被视为旨在降低中国战略报复的美国弹道导弹防御作战。记住，中国可能感知美国的传统能力。（例如，全球打击，网络战，ASAT），也可能旨在摧毁中国的战略威慑。

即使在长期严重的战争最绝望的情况下，中国首先使用的概率也很低，美国仍然可以通过非常小心关于国土的大范围攻击和完全避免那些中国认为对他们的威慑至关重要的目标，使其概率更低。

至于美国对华发起核战争，这似乎更加遥不可及。不同无法阻止苏联战胜北约和控制整个欧洲的情况，直到美国诉诸于战场上的核武器，中美战争的风险不会证明中国的报复会对美国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更直言不讳地说，苏联对北约的威胁被认为是存在的，而中国在东亚对美国的盟友和利益的威胁被认为并不存在。本着这一精神，美国目前宣布关于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不允许在与中国的战争中首先使用核武器，即使战争状况越来越糟糕。

总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会“全球化”，或“走核武器道路”似乎不太可能。在这两种情况任一种下，两国和世界的损失、成本，和其他后果，会使在西太平洋一场严重而持久的传统冲突估计的损失、成本，和其他后果相形见绌。尽管如此，一个真正的大灾难的可能性，就更有理由要仔细。